日前，中央对河南、福建等5个省区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进行了调整，作为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后的首轮省部级高官变动，此次调整范围波及东、西、南、北、中的重要省份以及国务院组成部委，幅度之大令人关注。年轻、高学历、基层工作经验丰富是这些履新官员们的共同特点，由此可以看出中央在人事方面的布局思路。而从今年以来的屡次调整可以发现，用人制度和理念的深刻变革已经发轫。
□从多层面加大干部交流力度完善干部交流制度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新标准得到体现
□中青年高学历经历丰富干部将成未来主力梯队
12月5日，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召开之前，11月和12月更替之际，今年以来最大力度的省部级官员调整引起外界高度关注。从官方披露的资料看，1天时间里，7个省区的党政一把手出现调整，其中5个书记和3个省长(市长)岗位“换防”，共涉及14名省部级官员。
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定盘明年经济工作全局”的重大意义，在此之前完成地方人事布局，对于未来中央政策的“连续性”和“执行力”无疑是有益的。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此次人事调整恰好发生在十七大与十八大之间。查阅以往的资料可以发现，在十六大和十七大之间的2004年12月，中央亦进行了省部级官员的中期调整。政情观察人士由此认为，此番省部级干部中期调整恰逢其时，是为2012年召开的十八大人事布局考虑。
几乎就在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在公开场合就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作了深入阐述，并将“民主、公开、竞争、择优”作为整篇谈话的主题词。本报记者观察发现，今年以来，李源潮在公开场合多次针对干部管理制度作出了论述和讲话，其中不乏个性化语录。从种种迹象来看，此轮省部级官员调整或可视为中央用人思路变革的开启。
“空降”+轮换
新一轮人事调整后，全国省委“一把手”中有11人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有两人成为首度出现的“60后”省委书记
在此番人事调整中，有两名从中央“空降”地方，三位是地方轮换。
孙政才从农业部部长之位“空降”至农业大省吉林任职。据公开履历资料，孙政才1984年毕业于山东莱阳农学院，同年考入北京农林科学院，获硕士学位，后又取得农学博士学位。走上政坛之后，他先后在北京担任县长、区委书记，后升任北京市市委秘书长。2006年，孙政才回到阔别十多年的农业本行，担任农业部部长一职，以43岁的年龄成为国务院最年轻的部长之一。
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孙春兰“空降”至福建省，成为目前唯一的女省委书记。今年59岁的孙春兰籍贯河北，其政坛生涯一直主要在辽宁，并且集中在工会系统。1994年至1995年，孙春兰担任辽宁省总工会主席；在2001年至2005年期间，孙春兰担任辽宁省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市委书记；2005年调任全国总工会任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
今年46岁的胡春华此次担任内蒙古一把手，被认为与他长期在民族自治地区工作的经历有关。1979年，胡春华以湖北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文科状元的成绩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1983年大学毕业后，任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干部，在西藏工作超过20年，历任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书记、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等职，有着丰富的民族工作经验。2006年11月调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43岁的他成为最年轻的正部级官员之一；2008年3月由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调任河北省省委副书记；同年4月，任河北省代理省长；2009年1月当选河北省省长，成为“最年轻的省长”。
现年59岁的王珉从2002年5月起开始担任江苏省苏州市市委书记，2004年升任吉林省省委副书记，2005年被任命为吉林省省长。经过在吉林5年的经验积累，王珉又来到辽宁。这是中国的工业大省、重工业基地，也是东北地区的“龙头”，面临着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机遇和挑战。
今年57岁的卢展工的工作足迹横跨大江南北，这次又由东南沿海深入到中原腹地。从履历上看，1952年5月出生于浙江慈溪的卢展工，在黑龙江工作学习过十多年，包括三年半的知青生涯。1982年，到浙江建筑工程管理局工作，之后他先后在浙江、河北、全国总工会、福建等地任职，既有主管纪检、组织等要害部门的工作经验，又有担任省长、省委书记等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阅历。
有分析称，这一轮人事调整之后，全国省委“一把手”中，11人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出生于1963年的胡春华和孙政才，则成为首度出现的“60后”省委书记。
干部轮换新阶段
如同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一样，干部制度也需要搞活。高层的领导干部既要具备宏观的视野又要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不能简单地用“三年动一下”的眼光看待
(资料图片)
“此轮省部级官员调整的信号十分清楚。”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近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杨建顺分析说，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立了一个很重要的规范，即要求从多个层面加大干部交流力度，完善干部交流制度。而作为十七届四中全会以后的第一轮省部级官员调整，无论是“空降”还是地方轮换，都强调了对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贯彻。
“在此轮省部级官员调整中，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交流都十分明显，对于交流制度的落实以及多层面交流的体现也十分彻底。”杨建顺说，“因此，此轮省部级官员调整透露出一个很明显的信号，就是要通过交流体现干部机制的活力。”
如同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一样，干部制度也需要搞活。在杨建顺看来，交流制度实施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干部的合理配置。通过合理配置，让每位干部所拥有的专业知识及其任职经验得到更好的发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能保证和促进干部人事领域公正廉洁勤政风气的形成。
此次由工科博士王珉出掌老工业基地辽宁，由农学博士孙政才出掌粮食大省吉林，也证实了这一点。此外，分析公开资料可以发现，此轮调整的其他诸人也分别来到了自己以往所擅长的领域。
“此轮省部级官员调整表明，我国省部级高官正进入轮换新阶段。这对接下来加大多层面的干部轮换制度和交流制度有着很强的示范和促进作用。”杨建顺说。
对于干部轮换和干部交流，记者了解到，长期以来有一种说法认为，一个官员在一个地方做得久了，有些事不免很难办，所以一般三年就要动一下。这样就会带动一些官员秉公办事，有利于改善行政作风。
“‘三年动一下’的说法对于防范用人不正之风，为地方带来活力确实有积极的意义。不过，三年的时间对于一个科级干部来说是可以的，但人事制度也有其专业性稳定性的一面，位置较高的官员‘动’得太频繁了，就有可能影响到用人上的专业和可持续性，同时也降低了干部本人和周围群众对于该职务的期待性。”杨建顺说。
这种说法得到业内人士的赞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还指出，一般来讲，官员在任期内往往会追求政绩，一旦动得太频繁，就容易造成形象工程遍地飞的局面。
“因此，在干部轮换交流时，应该综合考量人事行政的规律性。高层的领导干部既要具备宏观的视野又要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不能简单地用‘三年动一下’的眼光看待。”杨建顺认为，比较合理的提法是，“定期动一下”。而且，还要根据具体的岗位和实际情况来安排，避免一刀切式的“动”。
从履历上看，一些不再担任省委书记的同志都已满65岁。这种调整被业内人士认为，“省部级正职官员65岁退休”这条规定已经执行得较为严格。那么，照此推论，今后几年，地方上大规模的“新陈代谢”是否也将开始呢？
对此，杨建顺认为，人事行政制度应该在年龄上坚持“硬杠杠”，但也不宜一刀切。因此，大规模的“新陈代谢”应该逐步推进，而不是在短期内集中完成。
记者发现，更早之前，今年“两会”前夕，省部级岗位上也出现较为频繁的调整：郭庚茂和胡春华分别从河南、河北代省长位置上转正；国家安监总局原局长王君转任山西省省长；曾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张茅接替高强担任卫生部党组书记。
今年5月，党政官员调整也颇为密集。调整涉及国务院多个部委要职，又牵涉到上海、天津、湖南、辽宁等省级官员变动。
“从中央‘空降’到地方，有利于中央政策在地方的贯彻落实；从地方到中央，有利于将地方的活力带入中央；各部门各地方之间的相互流转，有利于不同领域间工作经验的相互交流。”杨建顺说，“流向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强调了不同区域、不同部门、不同级别间的用人协调发展。新的地方能使人迸发新的激情，再加上以往的工作经验，是容易作出成绩来的。”
新思路发轫
此番调整充分体现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从长远来看，中青年、高学历、有着丰富经历的干部无疑将会在未来成为领导干部的主力梯队
在此番人事调整前后，李源潮的一系列讲话均透露出了用人思路变革的迹象。
11月20日、21日，全国组织部长学习贯彻党的第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第7、8期培训班分别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开班，18个省区市的县(市、区)委组织部部长近1300人参加。开班仪式上，李源潮发表讲话，提出要形成充满活力的选人用人机制，“把最优秀的干部用在最关键的岗位上”。
而最为人们熟知的，无疑是李源潮那句掷地有声的话———“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直接涉及权力和利益关系的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有危险”。
在此轮省部级官员调整之前，中央亦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规范。今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审议通过《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该意见和中组部下发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办法(试行)》、《党政工作部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办法(试行)》和《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办法(试行)》3个办法一起，细化了干部任用机制，被舆论认为是“进一步提高全党干部工作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水平的重要标志”。
全球公众传媒摘编：崟嶧 |
